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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职称拥堵”根源在于资源配置模式

2015-05-10 21:23:08

消除“职称拥堵”不是增加正高职数,而是应该消除按头衔、身份管理、评价人才,配置资源的模式。

    近日,有媒体报道,清华大学某副教授表示,目前系里一年只有一个评上教授的名额。30个副教授就争这一个名额,而且每年还新增两名副教授。从过去的“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即是副教授”到如今的“讲师晋升副高都十分困难”,高校青年教师人才梯队建设正面临严峻的“职称拥堵”问题。

    应该说,如果所有讲师、副教授都要争取成为正教授才算“修成正果”,那么“职称拥堵”是无解的——正高职称的数额是有限的,总不可能一再扩大正高规模。“职称拥堵”的根源在于所有资源都朝有“头衔”“身份”的正教授集中。因此,没有“头衔”和“身份”的讲师就处于学校的最底层,从而难以获得科研项目、学术资源,也在办学中没有多少话语权。这和我国的学生都想报考名校,从而把升学演变为“名校独木桥”的道理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消除“职称拥堵”不是增加正高职数,而是应该消除按头衔、身份管理、评价人才,配置资源的模式。

    在欧美国家的大学,具有博士学位的助教就可以招博士生,也就是我国的“博士生导师”,而在我国,现在很多大学中,博导还是一级学术头衔,往往先取得正高职称才能遴选为“博导”,虽然有部分大学开始进行改革试点,允许讲师、副教授也可竞争“博导”,但讲师和副教授能招博士的还是少数。教学上如此,学术研究上的论资排辈情况要更严重。

    在目前的科研管理和评价体系中,没有副教授头衔的青年教师要申请到国家重大课题十分困难。在申请课题的过程中,有各种显赫学术头衔以及行政职务者,也有着普通教师不可比拟的“人脉优势”。这和欧美国家的学术管理和评价只看学者本身的能力,而不看头衔的情况完全不同。

    在美国,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申请课题时,也要与年轻学者一起竞争,谁有能力作出研究就给谁做,没有任何人拥有高人一等的学术特权。学者所获得的奖励、头衔也只是对其学术贡献的肯定,代表学术荣誉,仅此而已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管理和评价体系中,头衔很重要(体现教育和学术声誉),但这并不影响学者的生存和发展。在美国大学,一名青年助教和一名正教授的薪酬待遇相差并不是特别大,而在我国,处于底层的年轻讲师很多时候要“寄生”在教授的课题组里干活,给教授打工,自己根本无法独立申请到课题、项目,青年助教和一些富翁教授的收入差距可以达到十几倍,甚至数十倍——刚毕业的博士到手的收入只有三四千元(甚至还不到),因而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,而有的教授通过各种奖励、津贴,尤其是加上课题提成,全年收入可达到上百万元。

    媒体曾报道过,大学里有骑飞鸽自行车的教授,也有开宝马的教授,同样是教授都有这么大的差别,就更别提讲师和教授的差距了。这也就无怪乎大家都要盯着正教授职位——一旦评聘为正教授,各种利益随之而来。

    如果这种管理和评价体系不改变,“职称拥堵”将成常态。更严重的问题是,一些本有教育和学术理想的青年,会不堪拥堵,而选择逃离——近年来,就有一些优秀的学术人才在博士毕业之后放弃学术研究,认为看不到前途在哪里。而要改变目前的管理和评价体系,关键在于推进教育和学术的去行政化,实行以教育和学术为本的管理,在教育和学术评价中进行同行评价,而不是由行政力量主导评价。

    事实上,包括职称评审本身就是行政化评审的产物。在欧美大学,教师并不评职称,而是由学校根据教师的能力、贡献,聘请其担任教授职务,教师的待遇与职务相关,而不与所谓“职称”挂钩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,对于所有教师都实行年薪制,不是由教师自己去挣工分赚钱——目前,我国高校的薪酬是“工资+津贴+奖励”模式。在这其中,奖励部分多由教师自己做课题挣来,结果导致教师常常围着课题、项目、经费转,而课题、项目、经费又总是给有学术头衔、行政级别者,使整个高校充满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,教育和学术都成为各显神通的利益争斗。

    只有让每个教师在高校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,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和学术充满理想,不去想着争取头衔,再以头衔谋求利益,才能从根本上消除“职称拥堵”,高校的教育和学术生态才能恢复正常。

    (作者: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)

来源:中国科学报